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中国农村。其中，老年人是中国两大自杀高峰人群之一。一位8旬老人剖腹自杀，他的7名子女放弃治疗，声称“感到羞耻”。

“这块土地上的自杀者，像秋天落下枝头的树叶，无声无息飘零，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杀者家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他们和老舍、张国荣的死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几乎无人关注。”作家孙惠芬说。

中国平均每年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中国农村。

自杀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34岁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老年人是中国两大自杀高峰人群之一。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老年人为空巢老人。中国农村孤独居住老人，已接近四成，很多“空巢老人” 缺乏精神慰藉，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孤独、失落、抑郁等情绪。

2013年7月1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施行，该法称：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的权利…… “老无所依”、“老无所养”从伦理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

“你们来采访农民自杀，不会对庄河不好吧?”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前，作家孙惠芬很是纠结。她怕自己接受采访，会给家乡大连庄河带来负面影响。

2009年末，同是庄河老乡的贾树华给她发出邀请时，她犹豫了两年，才决定和丈夫一起参与到贾树华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的评估与干预”调查中。

从 2000年起至今的13年里，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带领团队，一直在她的家乡大连庄河农村，进行自杀死亡系列研究：“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渠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让社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高自杀率，继而能够帮助那些因为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庄河是辽宁省大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约92万，在2011年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序为第44位。

“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庄河自杀者高达五百多例，但和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相比，这还是一个中偏低的数字。”一个个数字，让孙惠芬感到震惊。

“为什么选择庄河作为自杀研究基地?它是我的家乡，各方面关系都有，能够顺利开启自杀这个一直被视为禁区的研究计划。我们第一个研究测试，就是从我妹妹家的邻居开始的。”贾树华说道。

2013年5月，作家孙惠芬的小说《生死十日谈》在《当代》发表，继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协会专门为这本书召开研讨会，“中国农民自杀死亡”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为了不给家乡抹黑，孙惠芬甚至在《生死十日谈》中都没有提及“庄河”的名字。但她没有料到，《生死十日谈》出版后，庄河市委宣传部向全体党员干部推荐了这本书，并希望基层政府能够采取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因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如果没有开明的官员的理解，民政、妇联等组织的帮助，一线工作的妇联主任的支持，这些计划也不可能进行。”贾树华刚刚完成的项目，是她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她和她的团队，走访了庄河八个乡镇，现场调查采访254个自杀者家庭，试图找到 “中国式自杀”对于农村丧亲遗族和家庭的影响及其干预策略来。

自杀档案1：老无所依

2007年8月5日下午5点，在离村庄不远的山上，85岁的张元峰在自己腹部割了两刀，第一刀没有割开，就割了第二刀。

“当时肠子都出来了，他在地上疼得直翻滚。”发现他的村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们跑回村，找来他的儿女，把他送回家中，请来乡村医生诊治，村医认为伤口太大，已经无法缝合伤口。他的7个儿女，不肯出钱往城里大医院送，放弃了抢救。第二天早晨，张元峰因流血过多致死。

张元峰有4个儿子和3个女儿。很多年里，他一直和四儿子一起居住。张元峰性格开朗，十分勤劳，除了有风湿病，身体基本健康，还经常上山下地劳动，家务活也都是自己干。

57岁的四儿子把父亲的死归于老年痴呆症和精神错乱，理由是自杀前两周，父亲记忆力明显下降，不仅经常忘事，有时连家人都不记得了，到了吃饭的时间也不回家，夜间睡觉时还经常出现震颤症状。

当地村民背地里说，张元峰虽然有7个子女，但活得并不幸福，其他儿女平时基本不管老人，和他住在一起的四儿子长期酗酒，脾气暴躁，儿媳也不孝顺。对父亲的自杀，四儿子不愿多谈，他觉得父亲自杀让儿女们蒙羞;另一个儿子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感到羞耻”，父亲这样离开，不免村里人在背后说他们不孝。

“中国已经成了老龄型社会，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的老年人为空巢老人。农村还有570多万，是"无子女、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贾树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老无所依、子女虐待老人已成为农村普遍现象，不给老人饭吃，给老人馊饭吃，逼迫高龄老人下地干农活等虐待行为屡见不鲜。“但这个85岁的老人生养了7个健康儿女，最后剖腹自杀，没有当场死亡，儿女放弃治疗，不送到医院缝合和抢救，还是比较极端的。”

和张元峰不同，80岁的黄吉胜自杀是不愿意再拖累侄儿。

黄吉胜小时候患有眼疾，视力微弱。26岁时，黄吉胜的妻子难产，最后妻子和孩子都没保住。他大受刺激，从此眼睛失明，需要别人帮助和照顾才能维持日常生活。

因为怕拖累别人，黄吉胜一辈子未再娶。黄吉胜的大哥不放心弟弟一个人过，把他接到家中一同生活，一照顾就是五十多年。

2006年，黄吉胜的大哥胃癌去世，侄儿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照顾黄吉胜。

“我叔叔眼睛不好，但为人很好，善解人意，很明事理，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我和叔叔感情很好，生活中遇到事情，不和父亲商量，却会和叔叔商量。”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虽然经济状况一般，但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开心。2010年6月，黄吉胜大嫂突发脑血栓，全身瘫痪，家里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我母亲瘫痪以后，叔叔就有些反常，以前很喜欢听广播，后来也不听了，经常和我说不想活了。他说了很多次，我只是安慰下他，没当回事。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如果我当时多开导叔叔，他也许就不会自杀。”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12月25日，黄吉胜在侄子和侄媳都出门后，在家里窗台下上吊自杀。

黄吉胜到死也不知道，针对他这样的孤寡老人，年满60岁、丧失劳动能力，可以去政府的敬老院生活。

53岁的李春菊选择自杀，是因为爱，她不愿意再拖累丈夫孙德勇了。

2009年2月25日，刚刚过完春节，孙德勇去大连打工，8天后，李春菊在家，偷偷服“三步倒(老鼠药)”自杀。在遗书中，她叮嘱丈夫;“你要再找个伴，但一定要找个身体健康的妻子。”

李春菊和孙德勇育有一儿一女。生女儿时，因为难产，大出血，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差，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32年来严重失眠。为了给她治病，孙德勇带妻子去了很多医院看病，前前后后，倾家荡产，还欠下了大约7万元债务，最终还是没能治好。

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08年末。这年年底孙德勇打工回家，工钱却没有拿到，一家子只能过了一个拮据的春节，这令好面子的李春菊备受打击。2009年正月十六，她对丈夫说，不想活了，拖累了丈夫一辈子，病也治不好，活也干不了。

孙德勇在家陪了妻子一周，为了生活还是得外出打工。临行前李春菊还劝慰丈夫说，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让孙德勇放心去干活。

李春菊的自杀，对孙德勇打击巨大。以前他很爱凑热闹，妻子去世之后，他不再去人多的地方，没事就自己一个人抽烟，每天晚上他也开始失眠，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我经常想起妻子，觉得对不起她，跟我辛苦了一辈子，没过上好日子。我不应该把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如果我不去打工，她就不会死。”孙德勇这么多年一直陷入在深深的自责中。

直到2010年，孙德勇的女儿去日本打工，才把当年看病的7万多元债务全部还清，这让孙德勇稍稍感到了一丝欣慰。

“中国自杀死亡，与社会转型变化有关，伦理道德水准下降有关。老无所养，农民外出打工，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影响巨大，很多农民自杀死亡都与这些社会变化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杀其实更多的是社会问题。”贾树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