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先生打开珍藏老伴头发的黄绸包

老两口去年11月双双签下捐遗协议书

前两天，来小店区恒大社区开具证明的王锡麟老人，让社区干部们惊讶又感动：原来，老人的老伴75岁的黄吉英在3月8日去世后，捐献了遗体。王老先生也81岁了，他说，他也签了捐遗志愿协议，这些，4个女儿都同意。

太原市红十字会自2000年起开展遗体捐献工作，到目前，登记遗体捐献的志愿者达300多例，实现的有45例，王老先生的老伴黄吉英是第43例。3月15日，想着老人心情可能有了些许平复，记者见到了这家人，听他们讲述捐遗前后的故事。

没有发丧日亲友们在遗像前祭拜

3月15日上午9时许，恒大小区一幢居民楼内，王锡麟老人一打开家门，小狗在他身后跑来跑去，“丫丫，别叫了!”百余平方米的家里，就只有老人和狗。“老伴去世3天后，我就让孩子们都上班去了，不用陪我。我要静一静，考虑我该做些什么。”在王老脸上，找不到失去亲人的悲痛和绝望。他情绪平静，身板硬朗，家里也收拾得干净整齐。

老人卧室对面的书房，就是吊唁老伴的地方，记者进去时，靠墙的一张书桌上，朝墙扣放着老伴的遗像，王老先生把照片翻了过来：“孩子怕我伤心，就把照片扣着。”遗像两侧有烛台、小香炉。“老伴没有发丧日，去世后头3天，亲友们来了就在遗像前祭拜一下。”老先生说丧事一切从简，而且告诉过大家不用准备花圈，但也有人送来了几个，在楼前放了三天。因为没有遗体火化的环节，所以花圈也没处烧，最后由清洁工搬走了。

没有发丧日，没有告别仪式，远在江苏的老伴的娘家人赶来时，在遗像前祭拜。“娘家人来了没吭气，没有怨言。我们电话通知时就说遗体捐献了，老伴的一个外甥作为娘家人代表来了。”

“只要你愿意我就愿意”

老两口有捐遗的想法是在两年前，王老先生看到报道捐献遗体的新闻后，得知了捐遗的重要意义。“每年山西省需要几百个遗体来做科研，做标本，可这个非常缺乏，在一些发达国家，捐遗已经非常多。”当时，他身边有人已经在买墓地修墓碑。

看完这则新闻后，他就想：“遗体烧了也就烧了，为什么不捐?”遗体捐献以后，亲友们想纪念的话，也有遗体捐献志愿者的纪念碑，这不挺好?自己火化后，买墓地修墓碑，弄的也是一个墓一块碑，还有啥呢?

那时，王老先生就记下太原红十字会的电话，私下还做了些准备，了解到办理事宜。去年十月，看到身患脑梗的老伴身体每况愈下，他觉得自己想捐遗体的想法得跟老伴说了。

当时，老伴人还在住院，他趁儿女不在时征求老伴的意见：“我过世以后，要把遗体捐出去，你愿不愿意?”老伴跟着说：“只要你愿意我就愿意，反正我就跟着你了。”“那行，那咱们现在就把手续办了，免得到跟前手忙脚乱地。”

说到这里时，老人故作轻松地呵呵笑了两声。而给记者带路的社区主任陈永生却眼中泛起了泪花：“‘只要你愿意我就愿意’，说得我都想哭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54年，这期间，她一般对我的意见不反驳，我一般也不勉强她。有的时候有些事她也想不通。”王老先生举例说，一次单位调资，他把自己份内的名额让出来，回家后，老伴就不愿意了：“二十几年了，你工资一直不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你还给让了。”那天晚上，老伴做好饭就生气地走了。但第二天就不再提了。“其他事情一般不跟我生气，就这一次，也是为我感到不公平吧。”老人呵呵笑着。

王老先生退休前是省质监系统高级工程师，老伴是山西机床厂的职工。

告别前，留下老伴的头发

老伴决定和自己捐献遗体后，他又向4个女儿表态了。“孩子们一听，都反应不过来，我说，我早就有了这想法，不是一天才有的，你们考虑考虑。”王老先生自豪地说，很快，大姑娘、二姑娘同意了，三姑娘小姑娘不乐意，他就做思想工作：“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把一切献给党，我是这种想法。而你妈妈也愿意随我。你们慢慢会明白这是好事情。”

王老先生跟女儿们从科研讲到环保，还讲到了不忍谈起的解剖：“人过世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要说在遗体上解剖觉得心疼，那一把火烧时不也一样不忍心吗?”随后，他还和孩子们一起去捐遗志愿者陵园进行了实地考察：“环境很好，在一个朝南向阳的小山头上，背靠大山，周围很开阔，都是柏树林，环境庄严肃穆。”老先生去的捐遗志愿者陵园位于省城天龙山上的仙居园，是由太原市红十字会、太原市民政局、山西晚报和仙居园共同建立的。

孩子们终于同意了，第二天，他就跑到太原红十字会办手续，写申请、领表、填表，然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医院，拿着表一个个征求直系亲属意见，都同意签字并摁手印后，再到红十字会还有一份表，最后发证书。

去年11月，老两口同时签了捐遗协议书，今年3月8日凌晨两点，老伴黄吉英离世。在这期间，黄吉英从没有提过此事，没有任何犹豫。“老伴离开了，我赶紧喊女儿。给老伴换洗完，就给红十字会打电话，说清了地址，那边就让把直系亲属都叫到场。”讲着这些，王老一脸释然，按要求，应在去世后两小时内通知红十字会，7小时之内拉走遗体。

7时10分许，红十字会来人了，举办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家属们围着病床站着，红十字会副秘书长田兆渠主持，致悼词，遗体告别。临走时，家属们被告知唯一可以留下的就是“头发”，如今，那一缕头发被珍藏在一个黄绸锦盒内。

女儿说，父母特别伟大

老伴走了，王老先生把老伴的照片都放到手提电脑里。向记者回忆一段往事时，老先生流泪了，也是他面对记者惟一一次动容。他说：“结婚后不久，我们头一个孩子流产了，跟前没有亲人，就是我一个人伺候她，所有洗的东西都是我洗，不让她抓凉水。过了一段时间后，她跟我说，老王，我没想到你会对我这么好。我没看错人啊，你是大学毕业生，工资比我高，我是初中毕业生，是工人，什么也没有，当初结婚时我就有了思想准备，哪天过不成了，我也有工作，靠工资也能活。但是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

老先生很动情，老伴患脑梗后，因为记忆功能退化，烧坏过电饭锅、红烧鱼烧成了黑炭、炒菜时放了一次盐又放一次、东西放哪里就忘记了。他接过了家务活，“我知道她才不愿意这样，年轻时她可能干了，可会做饭了，邻居们可愿意吃她做的菜了。”

3月14日，按照民间习俗，是黄吉英的“头七”。这一天，一家人在家里的遗像前进行了祭拜，上上香，聊了聊。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最初还有些接受不了父母捐遗的三女儿王红梅说，心理上刚开始……还希望跟别人父母一样，可老人提出来了，就尊重老人的选择。从吊唁母亲前后来看，人们给的评价都挺好，“作为一个子女，我觉得父母特别伟大，给我个人有一个榜样，一个启示：一个人能为社会做什么，而不是得到什么?就像我的父母一样，尽自己最后一丝一毫的力量，去为社会做点什么。”

下一步，他要去上海散心或者去老家江苏住一阵子，他说走到哪儿把电脑提到哪儿，地方不同，寄托的情怀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