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九十月间，正当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事件而日益紧张的时刻，原在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的张建华先生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一位名叫胜间靖子的日本老人的故事。2005年5月，作为纪念抗战60周年《呼唤和平》摄制组的一员，他曾在日本大阪访问过胜间靖子。在日本，胜间靖子持之以恒地、公开地谴责日本右翼，反对日本购岛闹剧，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敬重。使我们感动亲切的是，胜间靖子曾资助了河北蔚县一个名叫岑晓园的女童读书。如今，岑晓园已成为苏州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1997年，即将面临辍学的蔚县孟家庄镇小学四年级学生岑晓园被学校和团县委推荐给希望工程，其资助人就是胜间靖子。从1997年开始，到2010年，胜间靖子承担了岑晓园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的全部学费。就在今年1月，年近九旬的胜间老人还借到上海出差之机，折道苏州大学，看望了这位她长期牵挂的曾经的河北学童。日前，记者来到苏州大学，听岑晓园讲述了一个孙女与一位“姥姥”历时15年的亲情故事。

“1997年，我十一岁，在村里的学校读四年级。姐姐十三岁，在乡里的完小读六年级。妹妹八岁，也该上学了。可是我们家没有能力同时供三个孩子上学。于是，我们三姐妹面临选择：谁辍学?尽管懂事的姐姐坚决不同意，我和爸妈还是坚持，让我这个本来就有些男孩子气的孩子留在家里干点农活，充当一个劳动力。

“好心的老师为我可惜，努力帮我争取一切留在校园的可能。他帮我申请了“希望工程”助学金，没想到真的申请到了!还记得第一次拿到助学金时的情景，52块钱，我紧紧地捏在手里激动万分。当我明白过来自己不会再失学，不用在别的小朋友上学时，自己却到山上干活时，我终于第一次放开声音在爸妈面前哭了。我真的还想上学啊!爸妈和姐姐也都落泪了，他们怎么会不知道我的心事呢?那一夜，我激动地睡不着觉。反复想我的恩人长得什么样子呢?男的还是女的?多大岁数?我自己判断肯定是个有钱的商人，叔叔或者阿姨。第二天我找老师要恩人的地址，写信感谢人家。从此我们一直书信联系，我的称呼一直是：叔叔和阿姨们。直到2000年春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恩人，认识了胜间姥姥。

“那一次在一起将近三天的时间，我才弄明白，原来我的恩人是个瘦瘦小小的老人，一位和蔼可亲的奶奶。她不是什么有钱人，更不是什么有权势的人，她只是一位退休以后还在发挥余热，努力为社会做贡献的老人。而跟她一起来的那些来自日本的她的学生，受她的感染和影响，也纷纷伸出援手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上学。我的内心深深地被震撼了，胜间姥姥用她的行动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爱和奉献。爱可以跨越国界，奉献可以倾其一生。

“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看我的鞋子露着脚趾头，日本的哥哥姐姐在饭桌上凑钱帮我买鞋，我还傻乎乎地帮他们传递。他们教我打羽毛球，那是我第一次见也是第一次玩。送他们走的时候，我跟在车子后面跑，一边跑一边流泪，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见面。”

……在苏州大学，听一个女孩静静讲述她与一位身在日本、被称做“姥姥”的人的故事，你没有觉得陌生、隔膜，也不需要求证和质疑，因为，她的表情和语气已经在告诉你，她是在讲一位亲人的故事。虽然她们远隔千里，属于不同的国家，无任何血缘联系，但由于十几年的往来与交流，她们已经融入彼此的生命。他们之间，已经不再是回报与感恩，而是抚育和培养，是一种生命的牵挂。

开始于1989年的希望工程，曾经帮无数家庭贫困的孩子圆了上学梦。随着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多地的推行，再也不会有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掏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但在20世纪90年代，每学期数百元的学费，却是横亘在农村贫困家庭面前的一座大山。岑晓园的经历就是这样。

“‘希望工程’是针对小学的，升初中的话就不在资助范围了。我还记得第一天去中学报到，因为钱没有交齐而不能住宿，别的同学留在校园里了，我却还得跟着妈妈回家。爷爷连夜背着家里剩下的一些蚕豆去卖，这样加上胜间姥姥托老师带给我们的300块钱，我才算顺利地进入中学。在得知我家的状况之后，姥姥决定继续帮助我。

“中学时的成绩一直都还不错，到升高中的时候就傻眼了。我原本在乡中学考第一名，但在全县的排名在二百多。我一度灰心丧气，变得非常自卑。我当时觉得姥姥一定会放弃我了。然而，我想错了。姥姥非但没有放弃我，反而不断地鼓励我，让我不要着急，慢慢赶上来。取得第一名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要保持一种追求进步的积极心态，就没有不成功的。她还经常在信中给我讲述一些励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知道，姥姥已把我当成她的一个孙女，甚至比亲孙女更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