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其中规定，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对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的扶助制度。这是通过立法方式明确了养老的政府责任，表现了政府对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的老年人口生活和福利的负责态度。

随着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开始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开始逐步进入老年，重视针对计划生育家庭的扶助制度是必要而且是及时的。我们注意到，对计划生育家庭老人的扶助支持，开始是作为一项奖励性措施来鼓励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则更加定位于避免和解决计划生育家庭所面临的特殊风险的一项扶助措施。这也说明，决策者已经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的负面影响，说明政府部门开始转向应对实行计划生育和长期低生育率对家庭结构、老年保障、家庭生活、经济生产、社会关系等方面所产生的风险和挑战。

特别是，计划生育家庭的老年人口的生活风险还存在累积性。随着计划生育家庭数量越来越多，随着计划生育家庭的老人的年龄结构更加高龄化，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的扶助方面的需求会进一步加大，扶助难度也会进一步加深，而年轻的计划生育家庭的生活风险也推移转变为计划生育家庭的老年人口的生活风险。这都需要政府部门投入更大的力量来应对。

政府部门有责任帮助应对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的生活风险，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的扶助制度，应重视三个方面：

第一，相对于对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的救助扶助，应更加重视对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的制度扶助。

经济扶助是对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进行社会扶助的基础。对计划生育家庭的扶助达到什么标准，还值得进一步细化制定。一个基本的指标在于，经济扶助应该不低于社会的平均经济水平，需要能够维持老年人口的正常生活水平和体面生活。经济扶助的目的，是避免计划生育家庭的老年人口陷入贫困，避免计划生育家庭的老人缺乏经济供养，也避免计划生育家庭的老人因病致贫。

而相对于对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陷入贫困、陷入疾病后的扶助，政府应更加重视通过制度方式为老年人口的经济生活和医疗健康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通过制度扶助避免老年人口陷入贫困，以及避免他们陷入“因病致贫”和“因贫致病”的循环。

因此，不同于传统的为计划生育家庭人口退休后提供一次性的或按月支取的扶助金，或者对于特困家庭的特殊补贴，政府应更重视加快覆盖针对计划生育家庭老人的社会保险，包括提供一些特殊的针对计划生育家庭的补充保险计划，从而将老年扶助从事后救助改变为预防性扶助，从补贴性补助转变为制度性保障。

第二，相对于对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的经济扶助，应更加重视对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的社会扶助。

至少从数据上来看，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的经济收入水平将会好于非计划生育家庭，他们在老年生活中所面临的突出困难，更在于生活自理、家庭事务料理、精神慰藉、交通、处理生活事务等这些往往被认为是子女日常尽孝的方面。特别是，随着老年人口更加高龄化，他们的自理能力更弱，他们的独立生活更加困难，他们对于社会扶助的需求会进一步强化。

因此，对于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的扶助制度，已不是能通过宣传子女孝心、制定“新二十四孝”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社区服务，发展志愿者组织、养老服务队伍、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提供从老年活动室、托老所到养老院的各种机构的服务等举措，来帮助照料老年人口的生活。这样的养老社会扶助体系，是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建设的。

第三，相对于对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口的一般性扶助，应更加重视对计划生育家庭特殊困难老人的特殊性扶助。

老年群体和计划生育家庭的老年群体本身是多样性的，政府和社会部门应该针对他们的切身困难和客观需求提供扶助支持。相对于普通的计划生育家庭老人，扶助制度应该更加重视对失去独生子女的老人的扶助制度建设。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开始进入老年，原来的失独家庭可能只是经历中年丧子之痛，以后则会有越来越多的计划生育家庭的老人经历老年丧子之痛。一些子女意外伤残的计划生育家庭的老人可能要承担照料子女的责任，当他们越来越老，他们对病残中的子女的照料会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些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都将转化为社会问题。

因此，相对于一般性的社会扶助和经济扶助体系建设，针对特殊问题的计划生育家庭老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和扶助政策的制定，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样的扶助支持，对于缓和社会矛盾、满足人民需求和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