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现在有一些好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这对我们更重要。从学习的角度来讲，别人的教训更能提供经验，至少我可以不这样做。与此相对应，我们可以吸收很多其他国家走的不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他们因为老年人的处理问题，90年代经济一直陷入衰退，这值得借鉴。一个是养老金的债务在日本很重，同时没有找到一个在老龄化的情况下，保持经济活力的办法，经济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萎靡不振。什么叫做失去的20年？就是日本基本上在过去20年当中停滞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等于你为老年人提供好的服务源头的活水不存在。

在我来讲，人口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老龄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你可以看到，实际上现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债务问题都跟老龄化问题有关系，和没有处理好养老金的债务有非常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怎么建立一套好的、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的一些制度，同时又不损伤、不损害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这是我们要借鉴、要创造的，不能是等着学习别人，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有创新的制度。

杨燕绥：在进入深度老龄化时要进行养老金结构的调整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进入老龄化，到90年代深度老龄化，未来10年里进入超度老龄化，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表。在他们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他们有比较完善养老金制度，尽管德国是社会保险，美国是老残保障金，他们不一样，但顺利进入深度老龄化进行养老金结构调整，西方国家的经验很好。他们开始强化政府的基础养老金，让所有老人吃饭，另一方面强化个人账户，有能力的人自我改善，这个结构调整也非常好。现在正在进入超度老龄化，他们开始领取政府养老金的标准提高，个人账户的管理加强，这些都是成功经验。

从他们失败的经验来看，我在90年代到欧洲留学体会很深刻。90年代，他们普遍进入深度老龄化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注重完善老年人，就是让老年人有钱。另一方面，就是让年轻人就业，可是他们的很多措施不利，他们的失业保险可以无限期发下去，这样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尤其是很多移民家庭吃养老金、吃社会福利，他们不愿意学习，年轻人也不愿意努力。这样一来，就业就上不来了。比如撒切尔夫人就把英国失业保险拿掉了。在90年代，他们的这个问题失策了，一直导致现在的国民依赖养老金，依赖福利，不愿意吃苦，可能是欧洲一大教训。

杜鹏：关键是调整产业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面对着将来人口红利会出现消失的情况，我觉得一个应该是调整产业结构，不能够老用劳动密集型的、产出比较少的结构去延续生产，比如说靠廉价劳动力。第二，应该使现在的劳动力提高其教育水平和素质，转变过去仅仅靠数量。将来我们的数量可能会比现在劳动力减少，但是他的素质会不断提高，那么用素质来替代数量的优势。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不可能老是靠人多去保持这种发展，所以我们在看到人口红利有可能下降，甚至于消失的同时。其实我们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现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龄已经是初中以上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也是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在数量转变的同时，不断提高他的素质，同时调整产业结构，注意充分就业。

张车伟：不要让老年人成为社会负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对待老龄化，对待人口红利的消失，不能持消极的态度，而是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实施一种积极老龄化战略。所谓积极老龄化战略包括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我国制度的建设是积极的，不能造成社会懒惰的现象，不能造成养懒人，靠吃养老金过活的现象，比如欧洲过去出现的那些情况，我们要建立一套制度，保证老年人在老了以后也比较有活力。第二，要保证我们的整个劳动力市场有活力，保证我们的人有活力。第三，要让老年人成为一个社会的财富，不要让他成为社会负担。

杨燕绥：要使老年人具有消费能力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要使老年人有一个好的养老金结构，让他们具有消费能力。关于养老资产，它很有消费能力，用延期征税的政策，让人们做养老储蓄，将来养老金高的人纳税地变成老龄人口的贡献，养老投资要搞好，老年人弹性就业，相互服务，让他们有一些老年的就业能力。实现老龄人口红利，还在于价值观和公共政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