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各种关于养老问题的讨论，纷纷扰扰、铺天盖地。其中，养老资金的筹集、管理问题获得了最多的关注，养老焦虑成为话题之王。毫无疑问，没有足够的钱，保障老年人生活品质是句空话，但足够的钱只是老年人生活品质的一个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各种筹钱方式的公众接受度和社会基础存在差异，一种筹钱方式可能在技术上可行，但不被公众接受，没有社会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期公众对“常回家看看”和“以房养老”的“过度”关注，是人们对现有讨论中“只谈钱”的戏谑和不满。

今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问候老人”——被媒体解读为“常回家看看”入法，引起吐槽一片。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即所谓的“以房养老”，一石激起千层浪。

虽然“常回家看看”，远非整部法律的核心条款，在效力上也基本属于提倡性规范，但公众对它的“过度”关注，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于老年人的情感支持，特别是家庭中代际情感支持的关注。同样，所谓“以房养老”在文本中也只是寥寥数语，却吸引了与其篇幅很不相称的公众注意力。

从内容上看，上述两个话题，分别涉及保障老年人生活品质的两大支柱，即情感支持和资金支持，虽问题远未解决，但话题本身已不再新鲜。在本轮讨论中，公众之所以给予它们特别的关注，缘于它们此次直接触碰了家庭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这根敏感神经，公众的“养老焦虑”应激性地“过度”流露。

虽不是唯一方式，但共同的家庭生活是老年人获得情感支持的主要途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随着人口流动性提高，子女和父母的工作生活半径在很多时候不再重合，甚至完全分离。一方面，工作机会、生活方式、社交圈子的地域粘性，让很多年轻人确实回不去了，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在当下已失去了与之匹配的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老年人脱离原来的生活圈子，改变长久以来养成的生活习惯，去重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会面临很多困难，甚至还会对其生活品质产生负面影响。

更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制度安排，不仅不去缓解这种变化给老年人生活品质带来的问题，反而设置了很多障碍（比如户口、社保、休假等）压缩个体和家庭可选择的空间，加剧了子女回不去、父母来不了，无法共同生活的问题。

如果说共同的家庭生活的缺失，还只是以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改变家庭代际生活模式的化，那么，“以房养老”则直接挑战长久以来家庭代际间的财产关系及背后一整套家庭伦理。公众的激烈反应表明，养老资金的筹集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和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任何一种资金筹集、管理方式不仅需要考虑能否筹到足够的钱，还要考虑公众的接受度和它产生的社会影响。虽不能绝对地说谈钱伤感情，但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明白，钱从来就不是可以肆无忌惮地伸向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与喜欢与否无关。

古老的中国，第一次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当这个新形势与长久以来根植于文化传统和人们血脉之中的家庭观念、伦理和行为规范遭遇时，注定不会太轻松。因此，在设计养老制度时，不能只顾资金的筹集和管理，也要重视老年人的情感支持。与此同时，我们还需充分认识到养老制度处于更大的社会制度环境（特别是家庭制度）当中，养老焦政策需要与后者保持协调。养老焦虑，再美好的初衷也无法实现，甚至适得其反。套用一句名言，养老问题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只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