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晚，公益名人邓飞在网络发布湖南桃江县桃花江镇“老人连续自杀，只为不拖累子女”。这条信息第二天迅速在网络发酵，引来上千人评论。不过，12月13日20时许，湖南省桃江县向记者披露的“老人自杀”事件的调查结果称，此前“8年内5位老人自杀”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其中有3人系意外身亡。

虽然根据官方说法，“老人连续自杀”的新闻又来了次“逆转”，但对农村老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不应就此略过。目前，桃江县对全县留守老人，特别是重病、生活压力较大、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老人开展全面排查，动员社会对老人加强生活和心理关怀，或多少也说明问题的存在。

农村老人频频自杀，3年前媒体曾有报道：在湖北京山县农村，有“自杀屋”、“自杀洞”，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贫困、疾病等原因，选择在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而当地人对此习以为常。

民政部原副部长李宝库曾表示，“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媒体分析，生活保障不足、医疗保障不足、晚年精神孤独，是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三大原因。归结起来其实就是4个字：老无所依。

曾经看过一篇分析农村养老危机的学术文章，大意是说，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孝道是支撑养老体系的基本伦理，具体做法就是“养儿防老”，但真正维系孝道绵延数千年的是具有华夏特色的土地所有制。随着农耕社会的解体和农村土地收归集体所有，长辈无法以地权激励或惩罚晚辈，虽然孝文化依然被社会所倡导，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也写进了法律条文，但由于孝道赖以维系的经济基础已然崩塌，因此养老危机在农村地区时有出现。

这篇文章在剖析原因上颇有道理，但我不能认同作者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应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制度资源来救急，孝道观念在现实社会还是普遍存在的，只需一点制度激活，比如允许农村老人转让土地权利，子女可能就变孝顺了。我认为这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构想，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不可逆转，“养儿防老”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必然难以维系，即便农村老人拥有处置土地的权利，区区几亩薄田的损失也不足以对“不孝子孙”构成震慑。而现实中农村青年不能赡养老人未必全因“不孝”，很多时候是自顾不暇。

真正的问题在于，从农耕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家族(长辈)权威、长幼尊卑有序的传统伦理不再是维系乡村社会正常运转的主要力量，社会资源分配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政府和市场手中。而与此同时，现代政府福利养老和金融养老制度尚未真正惠及农村。置身于“工商社会”的城市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无论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还是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虽然高低有别，至少不会让老人活不下去。而农村老人就不同了——新闻中说，崆峒村的老人每月只能领到55元的养老金，连吃饭都不够;虽说生了病有新农合医保，但自费部分对贫困老人而言也是高得吓人。

在一个GDP全球第二、国民人均收入即将迈入“中等偏上”的国家，农村老人因贫自杀是整个社会的耻辱。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农村老人因数十年忍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福利不公，为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基于道义也应该给予他们晚年生活一些制度性补偿。而中国社会的转型也意味着“养儿防老”越来越不现实，政府和社会必须为每个公民承担起基本的养老责任。农民老无所依的困局，只能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层面寻求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