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彭宇案一团雾水时，我们曾经异口同声地咒骂“坏老太”；四川“讹人”事件真相未明时，我们还是异口同声地咒骂“坏老太”。只可惜，“坏老太”效应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丝毫经不起推敲。

南京彭宇案一团雾水时，我们曾经异口同声地咒骂“坏老太”；四川“讹人”事件真相未明时，我们还是异口同声地咒骂“坏老太”。只可惜，“坏老太”效应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丝毫经不起推敲。“坏老太”效应一是倒地的老人很多，即便当真“讹人”，恐怕也是少数，能否因为一个“坏老太”就拒绝救助所有亟待帮助的老人？二是法治或技术都在进步，能用来证明清白的工具与制度越来越多，即便隔三差五冒出个把“坏老太”，对于起码的道德责任而言，打个120总好过不管不问吧？一个“坏老太”是概率上的寻常事，更是人世间最真实的图景———“坏老太”效应既不会成为我们冷血的借口，更不会为斯文扫地的道德生态涂脂抹粉。

值得警惕的倒是我们在“坏老太”效应事件上的热情，哪里来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放大“坏老太”效应的释然？惩恶与扬善如同硬币的两面，必要的道德谴责固然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在风起云涌的谴责“坏老太”背后，究竟有没有附加上规避道德责任的小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