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9月15日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将有规划地试点“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以房养老”的具体操作办法和实施计划，有望明年一季度出台。

住房和养老，中国人最关注的两大民生焦点一经结合，社会舆论便“炸开了锅”。与“延迟退休”引发的舆论冲击波一样，热议“以房养老”的背后，透射出公众的养老焦虑——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到底能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稳稳撑住？

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好似一道分水岭，带来了一系列的利益扭转——改革前数以万亿计的“历史欠账”谁来补偿？“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下，2万多亿元“个人空账”怎样做实？缴纳保险的劳动人口日渐缩减，领取养老金的人群正在扩大，怎么保持收支平衡？城镇职工、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农村和城市居民等群体间的养老保障差距如何缩小？

当银发浪潮袭来，尤其是随着上世纪“婴儿潮”时期出生的“60后”即将步入退休年龄，20多年养老改革中没有解决的问题，正在被推向前台。

这些问题绕不开，也躲不掉。“延迟退休”、“以房养老”等微调式改革恐难力挽狂澜。唯有从养老保障模式本身的根本性问题入手，在新一轮改革攻坚中，根据新的发展形势作出新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比政府的政策选择更为关键。

虽然，化解13亿中国人的养老焦虑不能只依赖政府，但是调整二次分配的利益格局，却是政府的不二职责。填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是依靠国有资产的划转和返还，还是要让已达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再多交几年养老金；缓解社保基金的收支压力，是靠政府加大投入并提高基金运营效率，还是要让老百姓抵押出平生最大的家庭固定资产(房子)，缩减代际财富积累。在这些关节点上，政策的取向必须明确。

很多人担忧，“以房养老”会不会进一步拉大本已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这同样取决于政府的政策选择。将房产与养老捆绑，到底能使哪部分群体受益，改革中间的“制度缝隙”能不能好好填补，是任由问题发生了再去善后，还是重视“顶层设计”在制度建立之初就严控风险。这一切，都有待各级政府通过改革实践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