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像中国南方大多数的小城镇一样，城中一条热闹的公路，两边是各种机关的筒子楼，有的已经推去一半，有的正在建，在湖南省永兴县电信局门口，我看到了正在引导车辆的黄景和，见到我时，他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一个小袋，里面有一些证件，这些证件证明了他在国企工作18年的荣誉，而此刻，这些在他下岗后的红、绿证件，正安静地躺在褪色塑料袋里。

黄景和现在是一个保安，每天负责着看守电信局的大门，登记来往车辆。

2007年1月31日，他供职的湖南省郴州烟草用一笔钱买断了他18年的工龄，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他所有的社会保险（包括五险一金）也在那一刻同时终止。

下岗时，他49岁，为了晚年有所依靠，离开国企的他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也看不到尽头的养老战争。

记者汪再兴实习生黄雪萍

7月，这个小城的热度已经让人燥热，在午后更是达到顶点。黄景和戴好安全帽，骑着摩托从烟草局的大楼开出，消失在路上。

每天，他会趁午休的时间出去跑跑出租，然后把赚的钱，不管是10块还是20块，叠得整整齐齐地交给妻子，“钱不多，有零钱给买点菜也好，现在的葱都贵。”

如果五年前他没有被自己的国企湖南郴州烟草局买断，黄景和还会是这个县城里的“单位人”；可能像他的同事老刘一样，平时到附近的烟叶田考察考察，周末再约上三五个同事打牌、钓鱼，每个月有按时1万块左右的工资，在这个小城，过着有存款、体面的养老生活。然而，生活没有如果，离开县城国企的他觉得，自己60岁之前的每一年，他都必须为自己缴纳养老保险。

为了老有所依，黄景和从煤矿工跳到流水线工人、再到现在的保安。

冒用身份证

2010年的7月，黄景和工作的那个煤矿倒闭了，一个月之后，他买了南下广州的车票。

待在家的那一个月里，他几乎看遍了县城的每个招聘启事。

超市员工？他年纪太大；货车司机？他没有合格驾照；回去烟草公司再干他的老本行（烟叶分选）？没人愿意雇他；

他联系以前在烟草局一起被买断的同事，或许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做点小买卖，但是结果，和他一样被买断工龄的人多数都处在了半退休状态，对工作没有指望。

但是，他得养家还要养自己，现在全家收入来源只有妻子每个月600块的洗碗钱，他的女儿还在上大学，他还有个小儿子，他还要缴纳养老金，这一切都需要钱，他要赚钱，而且是尽快，不然这个家的生活就要恐怖地停滞。

他记得，很久之前，某次在街上碰到正在佛山打工的老乡，他没有听错，老乡对他说，他在佛山打工，每个月能赚1800块，那时候，他自觉身体不好，不敢去也觉得没必要去，因为，他在电视上看到过春运时背着大包小包回家的农民工。

这次，他动心了。

2010年8月3日，黄按着纸条上老乡给他留下的地址，在走错两次之后，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老乡，在佛山待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并没有找着工作，而对于流水线工作而言，他确实年纪太大，2010年，他已经52岁了。

黄景和开始着急了，由于没有工作，他每天要花费30块住旅馆，还要吃两顿饭。如果还找不到，他还得继续浪费这个钱，而如果这时回家，他又要浪费大把车费。

黄景和甚至想起了堂弟留在他这的身份证，上一次偶然帮他取回证件，现在带到佛山来了，也许能派上用场，他决定冒用堂弟景维的身份证，后者比他小5岁。

一切很顺利，黄凭借着冒用的身份，最终在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新宝电器捡到一份工。

“那个招聘的小姑娘没看出来，我跟兄弟长得像！”

12万次的贴膜

黄景和进的佛山工厂是制造电热水壶的，那条流水线上有12个人，他是年纪最大的员工，最小的才17岁。他负责拆包、装包，有时也负责印字。

“每天先帮忙把当天的货从车间的推车上卸下来，再撕开电热水壶的外面的膜，用毛巾擦干净，把模板压在上面（用于喷涂公司LOGO的模板），然后再丢到皮带（皮带流水线）上。”

回家已经差不多一年了，黄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工作的内容，无数个日夜，他不断地重复着这三个动作“拆包、擦尘、贴膜”，坐得累了就站着，站累了就坐下，总之不能停下来。

当记者给他算，每天经过他手的电热水壶的数量大概为2000个时，黄景和吃了一惊。

一条流水线每天都有固定的任务额，完成了才可下班，下班回到宿舍，通常已是晚上10点多，“脑子里只有皮带滚动的轰轰声，什么也没有，眼睛一闭一睁，第二天7点半又要上班了。”

没有人问过黄为什么要来打工，他跟工友一块住在8人宿舍，宿舍里不断有人搬进搬出，都是些年轻人，有些吃不了苦的工资也不领就走了。

“他们不讲卫生，鞋都不脱就躺在床上听mp3，没人说话，我无聊了有时就看看从厂区接到的广告、医院发的杂志。”但是翻两页就困了。

在流水线上工作的黄景和，甚至不清楚自己要打多久的工才能赚到这一年的养老金。

我认真地给他算了这样一笔账：

他在广东前后待了三个月，做了接近四个月的工，除开伙食住宿（水电费），最后只带回家1200元，还有一个月工资抵押在工厂。那一年他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为3700元左右。

也就是说，黄景和在工厂每弯下腰给电热水壶贴一次膜时，也只为他的养老费贡献了3分钱，而12万次的贴膜才能缴纳完这一年的养老金。

即使透支自己的身体，他也追不上往后飞涨的养老金费。

“日子怎么会过成现在这样？”

从佛山回来半个月后就过年了，他带回来的1200元“一家五口过年饭菜钱都不够”，他辛苦忙活了四个月赚的钱半个月都没用上，而此时隔壁，当年一起在烟草局的同事却拿回了5万元的年终奖金。

他一遍遍地去回想，当初的自己是怎么做下离开烟草局的这个决定，但无论他如何努力搜集任何一个让他走向现在这种窘况的细节时，也改变不了自己曾经签下的那份《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上，白纸黑字的写着：

“乙方自愿申请，甲乙双方平等协商”

“乙方所有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保险及其他福利待遇，从此之后与甲方无任何关系”

2007年的元旦过后，郴州烟草公司组织各级职工连续开了四天的会，那四天里，领导们每天一个说法，从最开始的50岁内退政策，到考试上岗，再到后来的买断后五年不涨工资，最后还有限定日期内买断送奖励金的说法，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场买断促销会。

“现在看明白了，他们挖好的坑就等我们往下跳了。”

“我的年纪大了，一来怕内退，二来怕自己考试通过不了，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这么多年也只会下田看烟叶好坏，没文化。”

当时跟黄景和同一批买断的郴州烟草职工有300多人，他们大多情况类似，在基层做了十几年的烟叶培植，年纪偏大，有些害怕内退、有些急需用钱。总之，短短12天内，或许匆忙、或许困惑、还没来得及念想的同时，他们离开了自己工作多年的岗位。

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于2007年6月29日通过，而他们的解除合约多是在这之前签订。

“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成功甩包袱。”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韩兆洲说。

衰老

2007 年2月份，被郴州烟草公司买断后不久，刚过完年的黄景和觉得下腹一阵绞痛，去医院检查，在其胆囊处发现了半颗拇指大的石头，医生说胆囊炎可以选择碎石，也可以切除胆囊，前者有复发的风险，但是能保全胆，彼时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还在有效期内，为了防止以后老来复发，他没多想，选择挨一刀。

手术后，黄景和在家修养了半年，望着手里还剩下的钱，再数一数退休的日子，他惊恐不已，十年的时间要怎么过，得花多少钱啊。

当年的7月份，他决定去煤矿，重拾他最初的老本行。他对这个不陌生，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马田煤矿。井上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没什么开销，一年下来，攒了4800多块，刚好交上养老金的钱还剩下些烟钱，但随着两年后煤矿的倒闭，这种“好日子”也坍塌了。

衰老已经越来越近地朝他走来，而他已经没有一样可以捡起来的行当来安度。

黄景和的家中有一张1996年的全家合影，照片中的他站在一辆摩托车旁，彼时他正38岁，在郴州烟草上班，正轻快地走在人生路上，没有忧虑，有的是未燃的壮志和不自知的幸福。

他自己给我总结了一下他的人生：

他从1975年开始参加工作，到2007年整整32年，2007年以后，工龄被买断从国企下岗，如今他54岁，他觉得自己老了，被丢入命运的洪流，妻子没有工作亦无退休金，从1992年开始缴纳的养老保险随时可能因为没钱而断交。

2012年6月的一天，黄景和从电视上看到了国家准备延迟退休年龄的消息。

“命好才能活到65岁后再拿钱。”他激愤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