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冷清的民营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的公立养老院，夹在中间的是近2亿的老人。子女有心，赡养乏力，80后带来的两小养四老是未来最大的养老困境。养老不应是生意，而是公益，是可持续发展。

记者探访养老院最大的感触不是人衰老后的孤寂，而是老人被子女像甩包袱一样扔进养老院的凄凉。

闫帅

北京人，1987年出生，北京市房山区普乐园爱心养老院院长，北京市最年轻的养老院院长。

闫帅(右一)与老人聊天，最怕他们说“在这住一天算一天，住死就算”。

天还睡着呢，闫帅就醒了。

刀子天，风使劲往身上灌。100米的路，闫帅三步并作两步，迈进了后厨，帮着护工将一盆盆热气腾腾的鸡蛋、豆浆、油饼捧上桌，寒冷都被赶走了三分。6点钟，养老院的早晨开始了。

7点，挨个给老人派饭、查房、打扫院子，脑子一刻也没消停：厨房到老人公寓的路今天竣工，河边的健身器材也该修了，8点送父亲去透析，还得去镇中心给老人取老年券，接待家属，订货卸货……

26岁的闫帅像上满发条的机器，6年来，这所养老院就是他的全部生活。

一个人的战斗

2000年，北京农家乐旅游刚刚兴盛之际，经营仓储物流生意的闫志才、孔凤莲夫妇，租下了房山长阳镇佛满村一处30亩的空地，租期50年。起初，这片地用来做鱼塘，造园林，2006年年初，夫妻俩发现镇上没有一家养老院，生意人的直觉，让他们几乎把全部身家投在了建养老院上。

儿子闫帅从不关心家里的生意。中专毕业后，他搞起IT，依旧玩酷、打架、泡吧……钱不够花了，便找父亲要，父亲骂一句“混蛋”，然后把钱甩给他。

和闫帅父母一起吃螃蟹的人也不少。北京市现有的民营养老院，大多成立于那个时期。自筹资金，规模小、档次低的居多，主要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地处偏远。

大半年过去，养老院只迎来了三四名老人。2007年初，闫帅的母亲查出患有宫颈癌，父亲忙于陪同治疗，20岁的闫帅不得不接过养老院的经营。2008年，父亲突患脑梗塞，不久又被查出尿毒症。

天几乎塌了。养老院仍是入不敷出。过去的逆子一夜长大，为了父母有生之年能看到孙儿，他迅速结婚生子，开始心无旁骛的一个人的战斗。

对于知名度小的民营养老院来说，不得不从广告推广上寻求突围。闫帅自己设计logo、做网站，花钱去百度竞价排名，登广告、发传单，很快见了成效。

“公立养老院，排队都排不上，市里稍好点的民营养老院，收费贵得让人受不了。”而按照“人人住得起的养老院”筹建的普乐园爱心养老院，收费低廉。普通住房包括伙食900元一个月，彩电、空调、冰箱、热水器、wifi网络一应俱全的才1800元，同等条件在北京市区要四五千元。而且从不签署长期协议，一个月也行，一年也行，根据老人的经济条件定。

38、67、120……人一点点多起来，闫帅既当院长，又要兼任护工、厨师、采购员、急救员，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他

干脆把家搬到了养老院。一到夜里，他最紧张，“最怕电话铃响，一响十有八九就是老人出事儿。”

这里看到人生的四分之三

“这里人多热闹服务好，我愿在这儿。在家只能看天花板发呆。”姚奶奶今年93岁，是养老院里年龄最高的元老。身子骨还算硬朗，晚辈们每月来看望她一次，“儿子都七十了，儿媳比我身体还差，女儿也六十多了，帮着外孙带孩子。我不想拖累他们。”

子女有心，赡养乏力，80后带来的两小养四老是未来最大的养老困境。闫帅看到大多数儿女的孝心和他们在时间、经济上的诸多无奈，而人之暮年的种种悲情也在刺痛他年轻的心。

一位山东老人的儿子在北京给领导开车，送父亲来后，便人间蒸发了，仅是每月往养老院卡里打钱。这位老人一听到车子发动声，就跑出去看，以为儿子来了，总是悻悻而归。有一位患帕金森症的老人被儿子送来，儿子偷偷跟护工说，“你要是给老太太伺候死了，给你8000元钱!”为的是老人死后，能够占有老人的房产。“收拾东西走，我这儿不收!”怒发冲冠的闫帅拽着那男的衣领给轰出门外。“他连基本的道德感都没有，没法合作。”

每年除夕，不少老人在这里过年，有的中午吃过团圆饭后，又让家人送回来。老人把这里当做家，闫帅也真心把老人当成家人。遇上老人便秘，他会给老人涂开塞露，有时还用手去抠。“这根手指比较细，不会伤着”，他掰着自己的食指说。

“老人也有老年青春叛逆期”，哄老人也要讲策略。养老院曾住了一个国民党老兵和一个共产党老兵。两位老人一见面就吵，甚至动起手。他索性把两个老兵安排在一间屋，俩人居然不吵架了，每天都聊过去的人和曾经的战役，成了好朋友。

这里没有“4”命名的房间，几年来，十来位老人离世，闫帅细心隐瞒，怕别的老人伤感。他不爱听老人们说“过一天算一天，住死了算”，他希望他们剩下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有儿女的探望，有人听那些尘封的往事。“生老病死，每天与老病死打交道，看到了人生的四分之三。慢慢的，内心的棱角就被磨平了。”

有地儿，有热情，缺支持

最新数据显示，北京401家养老机构中，有186家民办养老院，占46.4%;目前全市共有养老床位6.9万张，民政部门计划，截至2015年，全市养老床位总数达到11万张。目前仍有数万张的市场缺口。

“很多人会想，我开养老院是图什么。”闫帅个性爽直，“赚不赚钱?肯定赚。但养老不是生意，而是公益，是可持续发展的公益，不能要求开养老院的都苦哈哈的。我这里一个人每月利润不到100元，够我家用，父母治病，就行了。”但他更懂这行业。一些民营养老院拿着公益的招牌忽悠善款，实力强点的，不断扩建，靠着囤床位拿政府补贴款，而后将老人就地解散，“民营养老院缺钱缺人，政策上又没支持，能实实在在干下去的很少，其实和公办的比，民营无外乎价钱低、服务好，公办民营是最好出路”。

他轻易不敢接受不能自理的老人，专业护理缺失几乎是民营养老院的共同短板。他觉得电影《飞越老人院》拍得太理想化，“哪能一堆老人围一桌子吃饭呢，老人多少都有病，很容易交叉感染。”这里的护工大多是农村来的妇女，四五十岁，吃苦耐劳，有照顾老人的经验，却没有专业的护理知识。闫帅曾想办法招了些卫校毕业的年轻护士，没干几天，都走了。养老院护工的月收入不到三千元，而在北京，一名普通月嫂收入五六千元，金牌月嫂动辄上万。

道义上的风险比缺钱缺人更可怕，让闫帅心有余悸的是“讹人的家属”。一位老人洗澡时不坐防滑椅，非要站着洗，结果滑倒受伤，老人的女儿一年来不了一次，一出事就来了，摆明了说“就要讹你”;还有一个老人夜里睡着睡着觉，人就睡过去了，家属上门索要赔偿。这几年，闫帅当了三次被告。“法官还是以弱势群体为主，这个道理和医院是类似的。哪怕你根本没责任，那你多少也得赔点钱。”这样的处理方式，似乎已成众多民营养老院的唯一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教授分析，长期不公平竞争，会挫伤民营养老机构的积极性;随之导致的高风险，会加剧民营养老机构的生存困境，“这问题不解决，养老行业不可能健康发展。”

村上春树的小说《1Q84》里，靠着健康保险、存款和养老金，天吾的父亲在养老院度过了余生，而天吾最终在父亲的病榻前看到了自己的空气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探究养老院的现在，其实预知着我们的未来，尴尬就摆在面前：冷清的民营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的公立养老院，夹在中间的是近2亿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