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街道宝兴居委的五保、低保等纳保老人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由志愿者亲手编织的保暖围巾。 资料照片

上海现有348万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到2015年末，将超过430万，占全市人口30%左右。从今年起，上海新增老年人口中，80%以上将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床位难求，老人需求多元，“421”家庭结构，又使相当多的家庭处于“单支撑”的状态之中。

“今天，我们如何养老”，成为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两会”会场上，代表、委员尝试“解题”。

居家养老服务空间大

在李敏代表看来，“人口多，底子薄”是上海现在及其今后一段时间养老形势的基本格局。目前，上海绝大部分老人选择家庭养老，但养老服务远远跟不上实际需求。政府“托底”之外，有着广阔的空间可供社会力量参与。

“现在政府主导的养老服务模式几乎都停留在建立‘定点送饭’、‘社区服务点’和‘老人活动室’等‘十助’式基础服务阶段，企业毫无参与积极性。”高建强代表分析，仅仅依靠财政和社会帮困去解决社区居家养老问题并不现实，应由政府推动、机构监管、企业主办，财政补贴，社会参与，推进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产业的形成。高建强谈到，居家养老服务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独生子女正逐渐成为社会敬养老人义务的主要承担者，但‘421’家庭模式使独生子女难以承受养老服务压力，为了解决自身后顾之忧，他们将会成为这一产业的主要消费群体。政府应通过政策性扶持，拓宽居家养老服务产业的盈利渠道，提高企业参与养老产业的积极性。”

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仅靠政府和企业，是不完整的。李敏代表认为，还要发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如社区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等，“他们是居家养老服务不可缺少的补充力量。”社区服务机构可以是政府财政支持的，也可以是社会慈善捐助或是企业投资成立的专业服务机构，通过他们的专业化运作与项目设计，为有特定需求的老年群体提供个性化养老服务。

“时间银行”以老养老

去年，市政府推出实事项目“老伙伴”计划，由年龄在60岁至70岁、身体健康低龄志愿者向高龄老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受到高龄老人的欢迎。

今年，这一实事项目还将继续。周荣委员建议，这一互助计划可结合上海老年人口构成与实际情况，以“时间银行、以老养老”的社区养老新模式，进一步推进。他说，2011年的相关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和80岁及以上的老人之比差不多是1.5∶1。如果能让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

周荣解释，“时间银行”是世界上通行的志愿者服务激励措施，即将志愿者提供的服务折算成小时，储存在“时间银行”，将来一旦需要，可获得同等时间的志愿服务。他建议，可参照这一模式，将低龄老人为社区内高龄老人提供的服务，存进“时间银行”，等其成为高龄老人后，有需要就兑换出来，让“更年轻”的老人提供服务。

子女是第一责任人

“工作压力大、家庭负担重客观存在，但并不能成为子女推脱的理由。不妨常问问自己，花了多少心思在孩子身上，又花了多少心思在老人身上。”在李敏看来，要充分认识家庭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专项立法、舆论引导、服务提供，对家庭养老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支持。“我们小区有不少子女，孩子小的时候和父母住。等孩子大了，就搬去新居，父母成了独居老人。”朱爱琴代表有些无奈，“子女们觉得有街道居委干部、志愿者看顾老人，很放心。但我们照顾得再周到，也无法替代亲情。”在她看来，工作再忙碌、家庭负担再重，关爱老人，子女是第一责任人。

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李敏代表认为，尽管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道德色彩的条款，但这一条款可以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道德重构等结合，使“常回家看看”深入人心，使每个家庭成员更好地履行责任。

除了法律约束，在制度设计时也可作为一种导向。姚俭建委员建议，可在公积金方面推出敬老公积金计划，鼓励子女赡养老人的积极性，减轻其家庭负担。在经适房、廉租屋等资源配置时，对于三代同堂家庭给予价格优惠和优先安排。

外滩街道宝兴居委的五保、低保等纳保老人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由志愿者亲手编织的保暖围巾。 资料照片

上海现有348万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到2015年末，将超过430万，占全市人口30%左右。从今年起，上海新增老年人口中，80%以上将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床位难求，老人需求多元，“421”家庭结构，又使相当多的家庭处于“单支撑”的状态之中。

“今天，我们如何养老”，成为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两会”会场上，代表、委员尝试“解题”。

居家养老服务空间大

在李敏代表看来，“人口多，底子薄”是上海现在及其今后一段时间养老形势的基本格局。目前，上海绝大部分老人选择家庭养老，但养老服务远远跟不上实际需求。政府“托底”之外，有着广阔的空间可供社会力量参与。

“现在政府主导的养老服务模式几乎都停留在建立‘定点送饭’、‘社区服务点’和‘老人活动室’等‘十助’式基础服务阶段，企业毫无参与积极性。”高建强代表分析，仅仅依靠财政和社会帮困去解决社区居家养老问题并不现实，应由政府推动、机构监管、企业主办，财政补贴，社会参与，推进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产业的形成。高建强谈到，居家养老服务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独生子女正逐渐成为社会敬养老人义务的主要承担者，但‘421’家庭模式使独生子女难以承受养老服务压力，为了解决自身后顾之忧，他们将会成为这一产业的主要消费群体。政府应通过政策性扶持，拓宽居家养老服务产业的盈利渠道，提高企业参与养老产业的积极性。”

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仅靠政府和企业，是不完整的。李敏代表认为，还要发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如社区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等，“他们是居家养老服务不可缺少的补充力量。”社区服务机构可以是政府财政支持的，也可以是社会慈善捐助或是企业投资成立的专业服务机构，通过他们的专业化运作与项目设计，为有特定需求的老年群体提供个性化养老服务。

“时间银行”以老养老

去年，市政府推出实事项目“老伙伴”计划，由年龄在60岁至70岁、身体健康低龄志愿者向高龄老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受到高龄老人的欢迎。

今年，这一实事项目还将继续。周荣委员建议，这一互助计划可结合上海老年人口构成与实际情况，以“时间银行、以老养老”的社区养老新模式，进一步推进。他说，2011年的相关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和80岁及以上的老人之比差不多是1.5∶1。如果能让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

周荣解释，“时间银行”是世界上通行的志愿者服务激励措施，即将志愿者提供的服务折算成小时，储存在“时间银行”，将来一旦需要，可获得同等时间的志愿服务。他建议，可参照这一模式，将低龄老人为社区内高龄老人提供的服务，存进“时间银行”，等其成为高龄老人后，有需要就兑换出来，让“更年轻”的老人提供服务。

子女是第一责任人

“工作压力大、家庭负担重客观存在，但并不能成为子女推脱的理由。不妨常问问自己，花了多少心思在孩子身上，又花了多少心思在老人身上。”在李敏看来，要充分认识家庭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专项立法、舆论引导、服务提供，对家庭养老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支持。“我们小区有不少子女，孩子小的时候和父母住。等孩子大了，就搬去新居，父母成了独居老人。”朱爱琴代表有些无奈，“子女们觉得有街道居委干部、志愿者看顾老人，很放心。但我们照顾得再周到，也无法替代亲情。”在她看来，工作再忙碌、家庭负担再重，关爱老人，子女是第一责任人。

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李敏代表认为，尽管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道德色彩的条款，但这一条款可以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道德重构等结合，使“常回家看看”深入人心，使每个家庭成员更好地履行责任。

除了法律约束，在制度设计时也可作为一种导向。姚俭建委员建议，可在公积金方面推出敬老公积金计划，鼓励子女赡养老人的积极性，减轻其家庭负担。在经适房、廉租屋等资源配置时，对于三代同堂家庭给予价格优惠和优先安排。